许多环境事件,都涉及化工企业。化工企业临水布局、零散布局,引发的环境事件居高不下。
“随着国际生产格局的调整,重化工产业正在从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。出于经济利益考虑,各地积极争取这些项目落地,并给予种种政策和税收方面的扶持。目前,化工产业遍地开花,沿海、沿江一直是各地布局化工企业的首选地区。”冯晓波说。
今年以来相继发生江苏大丰、四川隆昌、湖南嘉禾、湖南郴州、甘肃瓜州、湖北咸宁等6起血铅超标事件。去年,湖南、陕西、福建、河南等地也相继发生6起铅污染事件。这类重金属污染事件是长期环境污染积累的总爆发,根本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重经济增长,轻环境保护,对低水平产能缺乏有效监管。
“总体上说,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,经济发展很快,工业企业的数量、规模、分布范围都比过去大得多,环境压力也空前巨大。从长远看,只有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,大力调整产业结构,淘汰落后产能,才能减少环境事件的发生。”丁爱中说。
“环境事件高发,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决定的,也是世界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共同面临的挑战。这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极端表现,是粗放发展结出的必然恶果。” 环保部一位高层人士在去年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上讲的这番话,至今振聋发聩。
■对策——
环境应急容不得半点松懈
实战积累了经验,但协调、保障能力仍然不足
工业化进程势不可挡,产业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。保障环境安全,最紧迫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任务是什么?官员、专家的共识是加强环境应急管理,积极防范环境风险,妥善应对突发环境事件。
应该说,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,给中国的环境应急敲了一记警钟。此后,国家明显加大了环境应急管理力度。原国家环保总局正式组建了环境应急调查中心,全面履行环境应急管理职能。去年底,环保部还邀请来自高校、科研单位、行业的26位专家,组成了国家环境应急专家组。
这几年,应急中心连续组织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,目前基本上摸清了化工企业环境风险源和饮用水源地风险源的底数。
与此同时,他们组织的一系列环境应急演练也在各地展开。既有应对松花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、北京奥运会反化学恐怖、上海世博会环境安全保障等的“大练兵”,也有溢油事故处理、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理、危险废物车辆交通事故处理、放射源丢失事故处理、消防部门与环保部门联合应急等经常性演练。“演练突出实战要求,达到了检验预案、锻炼队伍、磨合机制的目的。”冯晓波说。
现实当中,环境应急的实战更加频繁。环境事件数量逐年上升,环境应急容不得半点松懈。应急中心越来越像一个消防队,哪里有情况,不仅要立即奔赴现场,还要带上相关专家。丁爱中就经常“被邀请”,应急中心一打电话,他手头事情再多,也得放一放,马上就走。
第一时间报告,第一时间赶赴现场,第一时间开展监测,第一时间开展调查,第一时间组织信息发布——这五个“第一时间”,已经成为环境应急的一条硬规矩。
然而,在冯晓波和同事们看来,目前环境应急还存在许多“短板”:预警预测、风险防范、损失评估等制度亟待完善;各部门职能交叉、力量分散,难以实施有效联动;国家和地方各级环境应急预案针对性、实用性差,下级抄上级、企业抄政府的现象比较普遍;大部分省级环保部门没有专门的应急机构,地市以下更为薄弱;应急管理人员专业素质差,少数领导干部面对突发环境事件束手无策,关键时刻只能“拍脑袋”,一旦处置不当,后果不堪设想。
“要说不足,我认为有两个突出问题,一个是跨界污染协调起来比较费劲,上游、下游经常要为责任认定、治污投入、经济赔偿等问题扯皮。第二是部门协作需要加强,比如处理一起环境事件,消防队伍和环境应急队伍都去了,消防队为了灭火,要用水冲,而从环保角度讲,用水一冲,污染物就冲到河里了。现在有些地方在探索环保、消防联动,有效应对环境事件,值得总结推广。”丁爱中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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